《动物笑谈》

我很少笑话动物，有时笑过，后来总是发现其实笑的是自己，或者也是因为动物的某一种滑稽相很像人才笑的。我们总是站在关猴子的笼子前面笑，但是当我们看见一只毛虫或蜗牛的时候，就不觉得那么可笑了。如果我们觉得公雁鹅追求雌鹅时的举动滑稽得不得了，那是因为我们自己在恋爱的时候，也一样地做过许多荒唐事啊。

凡是有经验的观察者都不会随便取笑动物的奇行异相。我每次看到那些去逛动物园或水族馆的人，站在一只因为演化的关系而变得奇形怪状的动物面前大声嘲笑的时候，就觉得生气；我认为他们其实是在嘲弄一些神圣的东西——生命的来源，创造和造物者之谜。我一点也不觉得变色蜥蜴、或是河豚、或是食蚁兽的样子有什么可笑的，每次看到它们，我心里就会升起一股惊奇的敬意。

不过，我也笑过一些出其不意发生的趣事，虽然这样的笑声本身和我刚刚提到的那些人令人生气的笑声一样愚蠢。我初次得到一种叫“periophthalmus”的两栖鱼时，就曾经大笑过：因为其中有一条鱼忽然从缸里跳了出来——不是跳出缸外，而是跳到缸沿上，一面转过它那哈巴狗似的脸，一面动也不动地用它那大而突出的眼睛凝视着我。

想想看：这是一条真正的鱼，有脊椎，有鳃，有鳍，却像金丝雀一般“坐”在缸沿上，又像某些有地域观念的动物一样把头正对着你，实在是太不像鱼了。尤其滑稽的是，它还用两只眼睛看人，即使是鸟类，也不作兴这样两眼瞪物的；猫头鹰就是因为这一点特别，才总是在故事里以“智者”的姿态出现。不过当时这条鱼的模样之所以引人发笑，也是因为它像人而已，与它本身的形象无关。

在研究高等动物的行为时，常常会发生一些妙事，不过逗笑的主角常常不是动物，而是观察者自己。他们在和有高度智慧的鸟或哺乳动物打交道的时候，常常需要不顾自己的尊严，所以，实在不能嗔怪有些外行人批评：研究动物行为的科学家实验的方法怪诞不经。如果不是因为我出了名的无害于人，大概老早就给关进疯人院了，等我说过一个小故事之后，你就明白为什么艾顿堡的居民都把我当疯子了。

有一段时期我正在做有关水鸭子的实验，想要解释存在我心中已久的疑问。疑问是这样的：刚刚从人工孵卵器孵出的小雁鹅，总是把第一个碰到的生物认作是自己的母亲，并且一心一意地跟随着她；但是水鸭子就不同了，凡是由人工孵卵器养出的小凫，总是极其羞怯，难以接近，每次一出壳，就赶紧逃开，躲到附近的暗角里不肯出来。这是什么缘故呢？

记得有次我把一堆水鸭蛋拿给一只麝香鸭代孵，小凫的羽毛一干，也是马上就逃走了，我费了好大的劲才把它们抓了回来。又一次我让农场里的一只胖大白鸭代孵，那些小家伙却高高兴兴地跟在她后面，好像她是它们真正的母亲似的。我猜想关键一定在母鸭的叫声上，因为从外表看来，不管是那只家养的白鸭还是麝香鸭，都和真正的水鸭长得大相径庭；不过白鸭的叫声却和水鸭一样——这是因为农场的家鸭原是由野鸭驯养而来的，在这段驯养的过程之中，野鸭羽毛的颜色和身体的形状都已大变，但是叫法却还保持原样。

我因此得到一个颇为清晰的结论：如果我要小凫跟着我走，我得学母凫一样叫才行。“他在脖子上挂个铃铛，嘴里发出哞哞的叫声，小牛就以为他是母牛。”布什的诗句正是这种情况的最佳写照。

于是我立刻着手去做这个实验。就在复活节后的第七个星期天，我把一窝待孵的水鸭蛋放在人工孵卵器里。小凫一出壳，羽毛刚干，我就学着母水鸭的叫声，不停地唤着它们。果然，这一次这些小鸭子一点也不怕我，它们信任地望着我，挤成一堆，听任我用叫声把它们带走。我的猜想因此完全得到证实：新出世的雏凫只对母凫的叫声有本能的反应，却不知道母亲该像什么；只要会像母鸭一样叫唤，不管是只肥胖的北京鸭还是一个更胖的人，都成了它们的母亲。

不过，这个代替物却不能太高。在实验开始时，我原和小鸭子一样匍匐在草中，后来我逐渐换成坐的姿势。可是，等我一旦站起来试着带它们走，它们就不动了；它们的小眼睛焦急地向四周探索，却不会朝上方看，没有多久，就像被弃的小鸭子一般，发出细细的尖叫，哭起来了。因此，为了要它们跟着我，我不得不蹲着走，这自然颇不舒服。尤其糟的是，做母亲的水鸭子得时刻不停地叫唤，只要有半分钟的时间忘了“呱格格格，呱格格格”地唱着，小凫的颈子就拉长了，和小孩子拉长了脸一样。要是这时我不继续叫唤，它们就要尖声地哭了。好像只要我不出声，它们就以为我死了，或者以为我不再爱它们了？这真是值得大哭特哭的理由呢！

小鸭子和雁鹅不同，小鸭子对母亲的需索不休，带它们真是累人的差事。想想看，我不但得蹲在地上爬行，还得不停地嘎嘎地叫，这真不是好玩的。

不过为了探求真理，也只好忍受这种考验了。所以，那个星期天，当我带着那群小鸭子在我们园里青青的草上又蹲、又爬、又叫地走着，而心中正为它们的服从而暗自得意的时候，猛一抬头，却看见园子的栏杆上排了一排死白的脸。

这自然是一些外地来的观光客，他们大概为眼前的景象吓得呆了，因为他们只看到一个有着一大把胡子的大男人，屈着膝，弯着腰，低着头在草地上爬着，一边不时回头偷看，一边大声地学着鸭子的叫声——至于那些小鸭子，那些叫人一看就明白原委的小鸭子，却完全不露痕迹地藏在深深的草里，你叫那些观光客怎么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呢？

穴乌的记忆极好，任何东西只要捉过它们一次，它们就终生不忘，而且还会彼此示警，群起而攻之。我的园里养了很多穴乌，每次要在小鸟身上系上锡环以便辨识，就要伤许多脑筋。每次我把小鸟从巢里取出，总不免被成年的穴乌撞见，不一会儿，我的身边就飞满了吵嚷愤怒的大鸟，这对以后我和它们之间的交往，自然妨害甚大。

我该怎样才能使它们不把我当敌人，一见我就避开呢？答案很简单：化装。但是化装成什么呢？我忽然想起每年12月6日为了庆祝圣尼古拉和魔鬼的大节里所穿的鬼装，它们现在正躺在阁楼里的一个盒子里，拿出来真是方便得很。那是一套华丽的、全黑带毛的鬼装，不但如此，还有一个面具可以套住整个头部，有角，有拖在嘴外的舌头，还有一条非常长的尾巴。

如果在一个可爱的6月天里，你忽然听到一栋高房子的屋顶上，发出一阵可怕的吵声。你抬头一看，却是一个有角、有尾、张牙舞爪的撒旦，从一个烟囱爬到另一个烟囱，热得连舌头也掉了出来，身边还有一堆黑鸟，发出刺耳的尖叫，紧追不舍，真不知你会怎么想？

大概不会猜到这个魔鬼是在用钳子给小鸟上锡环吧？那天一直到我把工作做完，才发现村里的大街上已经挤满了人，他们惊愕的神情与那堆观光客在栏杆上的表情一样。如果这时我把衣服脱掉，再向他们解说一番，相信他们会明白原委；但是这样做那些鸟就会认得我了，失了我化装的原意。所以我只友善地向大家摇了摇尾巴，然后很快地从阁楼的天窗消失。

第三次我差点被送进疯人院里，这得怪我养的那只黄冠大鹦鹉“可可”了。那年复活节前几天，我花了一笔数目可观的钱买下这只漂亮而温驯的鸟。过了好几个礼拜，这个可怜的家伙才渐渐从它长期禁锢所受的精神虐待中恢复过来。最初它甚至不知道自己已经不受脚链的约束，可以随意行动；看到这只骄傲的大鸟坐在树枝上想飞却又不敢飞的模样，真叫人觉得可怜。不过最后等它克服了这种心理障碍时，它马上变得活泼而神采奕奕起来，并且对我恋恋不舍。

晚上我们通常把它关在屋里睡觉，早晨一放它出来，它总是迫不及待地去找我。它聪明得很，不要多久，就知道在哪儿可以找到我了：首先它一定飞到我的卧房窗口，如果我不在里面，它便会去养鸭子的水塘里。只要是我早上要做例行检查的地方，它都会一一找到。这种追寻对它而言并不是没有危险，因为它如果找不到我，就会越飞越远，有好几次迷了路，回不了家。因此，我的助手都知道，凡是我不在家的时候，就根本不把可可放出来。

6月里的一个周末，我从维也纳坐火车回艾顿堡。因为天气好的时候，周末常有别的地方的旅客到艾顿堡来游泳，所以和我一起出站的人很多。我才走了几步，忽然看见前方有一只大鸟，在离地相当远的空中缓缓而飞，它的动作非常之慢，时而振翅时而滑翔。一时之间，我完全不能确定这到底是哪一种鸟，说它是秃鹰，未免太重；说它是鹳，又不够大，而且鹳在飞到这般高度的时候，颈子和腿应该还看得见才对。这时，它忽然歪斜了一下。落日的余辉照在它巨大的翅膀底部，就像夜空因为星星而发光一般，我看出来这是一只白鸟——老天！这不是可可吗？它的翅膀稳定地动着，不是很清楚地表示它正要去做长途飞行？

我怎么办？该不该喊它一声呢？对了，你听过黄冠大鹦鹉的鸣声没有？假使没有，只要想想用老法子杀猪时猪的嚎声，再用扩音器放大几倍就得了。如果一个人用尽全身之力，把嗓门憋得尖尖的，发出“哦——啊”的叫声，虽说比不上大鹦鹉的气势，听起来也蛮像了。从前我曾试过这样喊它，每次它都听话地回到我的身边，但是它现在飞得这么高，肯不肯听话就不知道了，因为鸟通常不喜欢直直地从上往下飞的。到底叫不叫它呢？那一刻真叫我为难呀，如果我叫了，它竟然理也不理地飞走了，我怎么向旁边的人解释？

不过我到底还是叫了。我四周的人一个个都像生了根似的定在那里。可可伸开了翅膀迟疑了一会儿，然后敛翼俯冲而下，只一下就停在我伸出的手臂上了。真是谢天谢地，我总算松了一口气。

又有一次，这只鸟的恶作剧把我吓了一大跳。我的父亲那时已经上了年纪，他最喜欢在我们房子西南面的阳台上睡午觉。我虽然很不赞成他在强烈的阳光下晒着睡觉，他却不肯让任何人改变他的老习惯。一天又在他睡午觉的时候，我忽然听见他在阳台上像个大兵似地大声咒骂起来。我连忙赶去，只见这位老先生弯着身子，蹒跚地走过来，两手紧紧地围在腰际。

“我的天啊，你是不是病了？”

“没有，”他生气地说，“我一点病也没有，只是那个混账东西在我睡觉的时候，把我裤子上的扣子全咬掉了。”

我跑到犯罪现场一看，果然，可可不但把这位老教授身上的扣子全咬下来了，而且还整整齐齐地排在地上：袖子上的扣子做一堆，背心上的做一堆，另外，一丝不错地，裤子上的扣子也排做一堆。

这只鹦鹉还有一样好把戏，可以跟猴子和小孩子的丰富想象力比美，也许是因为它对我母亲的热爱而触动了灵机吧。夏天里，我的母亲只要在院子里坐，总是一刻不停地织着毛衣。可可似乎很清楚那一团团柔软的毛线是干什么用的，它总是一口咬住露在外面的活线头，很快地飞到空中，把一整团线都打开来，就像一个纸风筝拖着一条极长的尾巴。它总是蹿得高高的，然后就绕着我们屋子前面的柠檬树有规则地打起转来。要是没人在那儿打断它的好把戏，它就把整棵树都缠上鲜艳的毛线，叫你怎样也没法子再解开来。我们家的客人常常会在这棵树前一站半天，想不出我们为什么把它打扮成这个模样，也不知道我们是用什么法子把毛线缠上去的。

这只鹦鹉对我母亲真是一往情深，它热烈地追求她：在她的身边用各种古怪的姿势跳舞，一下子把它漂亮的冠毛打开来，一下子又合上；而且无论她到哪儿去，它都跟着；如果她不在，它一定像初来时找我一样，孜孜不倦地去找她。

我的母亲一共有四个妹妹，一天，我的姨妈们和好几个相熟的老太太一起在我们家的走廊上喝茶。她们围着一张很大的圆桌子坐着，每人的面前都有一盘才从园里采来的新鲜草莓，桌子的中央放了一浅碟很细的糖粉。这只鹦鹉，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打外面飞过，偶然看见我的母亲正在里面主持茶会，才一转眼，它就已经俯冲而下了。走廊上的门虽然很宽，却比它张开的翅膀窄，它大概想象平时一样，一下子就停在我的母亲面前。

这一次，却不那么简单了，等它好容易落到桌子上，才发现原来四周都是陌生的面孔，它想了一下，然后突然跳起来，像个直升机一样掠过桌面，一转身就不见了。碟子里面的糖粉经它这么一来，也跟着不见踪迹，桌子的四周却坐了七个涂满了糖粉的老太太，脸上像麻风病人一样白得像雪，每个人的眼睛都闭得好紧，实在是“美”极了！